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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人为什么越来越不想生孩子?

2019-09-11   来源:本站原创    点击量:

  2017年中国人口出生增长率再次出现下降,这说明放宽独生子女政策未能扭转生育率下降的局面。经济学家警告,中国将面临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的压力,这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将构成长期威胁。

  国家统计局上周四公布数据,2017年中国出生人口为1723万人,出生率约为12.43,比上一年有所下降,这一水平低于国家卫计委早前做出的预测。

  2016年,中国放宽计划生育政策,允许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小孩,这让2015年中国新生人口比上一年增加130万人。但是有专家分析认为,这种政策带来的人口增长可能是“一次性的”,因为那是一部分等待生育的夫妇,在政策开放后集中生育所造成的。

  这个问题早就引起了人们的关注。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,中国0-14周岁人口约为2.22亿,占总人口的16.60%,这一数字比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下降了6.3%。当时国家卫计委认为中国人总和生育率大约在1.8%,“六普”的数据显然打破了这一说法,学界认为,中国人口的出生率大概在1.4%-1.5%之间,为发展中国家的最低值。

  在农业社会,经济发展只能带来更多的粮食,更多的粮食能够养活更多的人口,人们就更倾向于生孩子。中国农业人口的大爆炸时代在明清,当时中国从南美洲引入玉米和番薯等粮食作物,提高了粮食产量,养活了更多的人口。明代末年,中国人口约为1.6亿人,到了清末,中国人口大约为4亿人。同样的人口爆炸还发生在新中国成立以后。

  和中国一样,农业人口激增曾经让世界感到恐惧。英国人口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就提出应当限制人口。他认为,农业经济发展,无非扩张耕地并改进农业技术,这种改进让粮食产量呈直线增长,但人口是呈指数级增长的,明显要快。因此,如果不对人口加以控制,多年之后,粮食资源完全无法满足人们的需要。

  但现在时代不同了,生育限制放开之后,我们却发现,人们对生育的想法发生了改变。换句话说,社会越发展,人们越倾向于不生孩子,为什么会这样?

  生育率降低,源于社会现实和个人观念两个层面,它们之间也会相互影响。如果把这个问题抛给当下的中国,“不敢生”作为现实问题可能更为迫切。

  “80后”的父母多是在50年代出生的人,这一代人的生育观念很难摆脱农业社会的影响,在他们生活的年代里,只要能够供得起孩子一口饭吃,就基本不用担心生养成本。但是到了“80后”结婚生子的时代,就会面临一对矛盾:一方面,来自家庭的传统观念,使他们不能“超脱红尘之外”;另一方面,社会压力让他们不得不注重养育孩子的质量,这让他们时常感到没有选择。

  这种生育成本,并不单单是指生活成本,如果用经济学的角度来说,它更多是一种“综合机会成本”:“综合”是指经济、时间、精力、兴趣等等因素的综合,“机会成本”则是指,这些资源都是有限的,用于做这件事,就不能用于做那件事。如果不在养育孩子这件事情上花时间,我们可以把这些时间和精力用于创造性的工作,或者休息,或者培养自己的兴趣。很多女士因为生育而耽误工作,这也是一种无形的成本。

  如今生育主体正在由“80后”交棒给“90后”,对于“90后”来说,观念层面的“不想生”才是主要原因,90后和他们的家庭,在接受新生活上都比较开明,这给了“90后”更多追求自我的机会。有些“90后”不想生孩子,因为他们觉得养孩子很麻烦,还有人根本不想结婚,甚至不想谈恋爱。但这种放弃不仅仅是因为机会成本,还因为怕麻烦,即使没有什么事情做,新曾道内部玄机图b!他们也愿意把时间和精力用来“宅着”。

  从趋势上看,人口增长的放缓似乎不可避免,在这种条件下,中国经济的“人口红利”是不是正在消失?

  经济学家布鲁姆和威廉姆森在研究20世纪后半叶东亚崛起时提出了“人口红利”的观点,他们认为,虽然经济增长与总人口数没有直接关系,但与劳动年龄人口(15-64岁)数量呈正相关。也就是说,劳动力人口越多,经济发展越好。

  按照这个逻辑,劳动人口较多,并且施行生育控制的时期,社会总生产大于社会总消费,社会财富就可以积蓄下来。同时,因为子女较少,社会会更加关注劳动者受教育的权益,因此劳动者在这一时期素质会提高,这些都会促成社会生产的大发展。这就是过去三十年在中国发生的事情。

  但这些劳动力最后还是会变成老年人,而新生儿一定会变成大人,人口新生率的下降会造成未来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,当“人口红利”的大门关闭之后,等待着人们的只有“人口负债”。

  人口老龄化的浪潮曾经席卷许多发达国家,它们都被关在了“人口红利”的大门之外,关键是,必须采取手段来应对这一趋势。开放计划生育限制是一种实事求是的做法,不过,为了确保优生优育的原则,我们是不是应该考察家庭基本情况,看他们是否符合多生多育的标准,然后有选择的开放权限,甚至给予合适的家庭适当的补助?

  最重要的是,如何让年长者重新融入这个社会,这不仅仅是人口经济学家所关心的问题,它更多涉及到社会价值观塑造和人文关怀。如何引导老年人力所能及地参与社会服务,如何从财政角度建立系统的养老体制,这些问题都亟待解决。我们在后面几天的文章中还会单独来谈养老问题。

  最后,貌貌留一个问题给大家讨论:我们在整理材料的时候发现,后工业化国家如日本、韩国还有一些西欧国家,人口增长明显都低于理想的更替水平2.1,而美国的人口更替水平则能基本保持在2.1,也就是一个家庭两个孩子,或者说父母一方各对应一个孩子,它是怎么做到的呢?欢迎留言参与讨论!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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